对于凭借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来进行抵扣从而逃税的情况, 要依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依照法律进行处理。在11月24日这一天,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8件依法惩治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典型案例。

在一典型实例当中, 被告者于不存在真实交易情形之下, 致使别的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用来抵扣税款, 一审法庭按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定刑罚, 被告者提起上诉之后, 二审改判成为逃税罪。

最高法着重指出, 针对负有纳税义务那些企业开展的上述行为, 依照法律规定是以逃税来论处的, 这既契合行为所具有的本质属性, 又符合罪责刑相适应这样的基本原则以及相关法律规定, 并且有利于避免出现朝着实体企业存在轻罪重罚的情况。

最近这些年, 人民法院依据法律审理了一批涉及逃税的刑事案件, 涉及逃避追缴欠税的刑事案件又一批, 涉及骗取出口退税的刑事案件再有一批, 涉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刑事案件还有一批等诸如此类危害税收征管的刑事案件。最高法宣称, 我国税收监管正在从“以票管税”朝着“以数治税”分类精准监管转变, 对于税收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持续加大。与此同时, 危害税收征管犯罪呈现新变化, 其犯罪手法持续翻新, 作案手段愈发隐蔽, 像是借助“阴阳合同”来逃税, 通过秘密转移财产以逃避追缴欠税等；并且职业化专业化特性显著, 信息化水准得以提升, 智能化程度日益增高, 造就不少案件存在发现困难、查处困难以及定性困难的状况。

前面所讲述的那个案例表明, 在2018年2月的时候, 郭某跟刘某于天津市西青区一同去注册成立了索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郭某身为实际控制人承担着公司核心运营的职责, 刘某担任法定代表人来配合进行管理。在从2018年2月开始直至12月的仅仅十个月时间之内, 两人在和四川泸州某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等好多家企业并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形之下, 非法获取了增值税专用发票880份用来进行税款抵扣。经过核算, 这些发票价税合计总共高达1.6亿元, 涉及到能够抵扣的税额2300余万元。

税务稽查所呈现的数据表明, 索某公司于2018年度进行申报时, 销项税额为5200余万元, 而申报的进项抵扣税额是5025万余元, 该公司借由虚开发票来虚增进项的这般行为, 直接致使国家税款出现大量流失的状况。在2022年9月的时候,公安机关把潜逃多年的郭某、刘某先后抓捕归案, 至此案件步入司法程序。在一审进行审理的期间, 刘某家属替代刘某退赔了税款20万元, 以此表达出悔罪的意愿。

在这个案子的一审阶段之中, 天津市西青区的人民法院持有这样的看法, 那就是郭某以及刘某, 他们让其他人来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目的是用于抵扣税款, 并且数额巨大, 所以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于是就作出了对郭某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对刘某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的判决。在宣判之后, 郭某以定性不恰当作为理由提出了上诉。

在二审审理当中的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着重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跟逃税罪的界限给厘清了。法院表明, 两罪的核心区分存在于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方面, 要是主观上有着骗取国家已收税款故意的话, 就有可能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要是仅仅只是有着逃避自身应纳税义务故意的话, 那就应当认定为逃税罪。在此案件当中, 郭某以及刘某身为纳税义务人, 于自身应当缴纳税款的范围以内, 经由虚增进行抵扣的项目这种方式, 从而少缴纳了税款, 他们主观上的目的是为了逃避纳税的义务, 并非是直接去骗取国家的税款, 他们这种行为的本质是符合逃税罪构成要件的。

联结郭某身为主要犯罪人、刘某为从属犯罪人且存在退赔相关情况等事实, 二审法院做出更改判决: 因逃税罪更改判处被告人郭某有期徒刑六年, 并且处以罚金四十万元；认定被告人刘某为从属犯罪人, 因逃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 并且处以罚金十五万元。

目前, 借助接受虚开过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去实施逃税的案件频繁发生, 在进行性质判定的时候应当秉持主客观相互统一以及罪责刑相互适应的原则。最高法于阐述案例典型意义之际表明, 逃税行为所危害的乃是国家应当征收的税款, 而骗税行为却是直接去骗取国家已经收缴的税款, 这二者在主观恶性以及社会危害性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期间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恰恰是为了达成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整合。

最高法表明, 依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需要区分逃税以及骗税；按照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骗税的危害性更为严重, 行为人主观的恶劣程度很深, 应当依照法律从严进行打击；基于“三个效果”的考量, 对于负有纳税义务的企业所实施的上述行为依法将其认定为逃税论处, 这既契合行为的本质属性, 又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准则以及法律规定, 有助于防止对实体企业出现轻罪重罚的情况, 进而有利于涵养国家的税源。